我们将来注定要生活在养老院里，而我们的孩子却在巨大的城市丛林里独自漂泊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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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一则新闻的表述是这样的：一个18岁少年高考后自杀了，QQ空间留2800字长文“控诉”父亲：他的教育方式太过可笑。这篇令人心痛的遗作，也在网上流传开来了。

也许可以把时间轴延伸至近未来，想象的逻辑会更清晰一些：代际间几乎不可避免地分离，孩子会习惯性地质问他们的父辈“你根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之类的问题，他们的父辈大部分时间居住在自给自足的养老院或者已经成熟而多样的养老小区里。人类已经整体上线，只有个别群体才有资格“脱机”或者离开网络的管辖范围。
有个别无所事事的下午，居住在养老院里的人们会集体回忆起上世纪里某些遥远的童年时刻，他们规规矩矩地坐在离餐桌不远的小茶几旁，诚惶诚恐地倾听和进食，当跃跃欲试表达些什么的时候会被坐在餐桌上一张严厉的面孔呵斥。于是他们沉默，他们追忆他们的孩子告诉他们前数据时代的新鲜玩意儿：购物网站怎么下单，照片怎样从数码相机里导入到电脑里，“呵呵”微笑表情到底表达的标准意思是什么……于是聊天的群体里升起了沉默，于是大家以复杂的情绪再次重复一遍那个已经有了答案的问题——“我们注定要生活在养老院里，而我们的那个孩子却在巨大的城市丛林里独自漂泊么？”

撰文：赵松

有个韩国艺术家朋友，曾在纽约留学多年，我一直以为他是个比较西化的人。2005年他到上海参加艺术项目，在我家里住了近一个月，我们经常喝酒闲聊。他是光州人，跟父母兄弟姐妹住一起，白天在工作室，晚上必须回家，说这是父亲在他从美国归来之后给他定下的规矩：做艺术是你的自由，但每天不管多晚都必须回家住。谈到父亲，他有种本能的敬畏。当时他模仿父亲的语气，说起那些要求，以及自己的唯唯诺诺。后来父亲很严肃地找他谈话，你该结婚了。于是他当年就找了个女教师结婚了，父母对这个儿媳妇很满意。他说这是韩国人的传统，多数家庭都这样。

对此我是既好奇，又觉得有些夸张。这种父子关系，如今在我们这里是极为罕见的，只有电视剧里的旧社会才有。父为子纲，这是传统中国社会里最基本的伦理关系，正如“君为臣纲”。在传统的语境里，国有君臣，家有父子，只要这两个层面的关系不出大问题，国家就安稳。若是像孔夫子说的那样，到了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子像的地步，社会就会乱掉，国将不国。

据我父亲讲，他小的时候，爷爷吃饭时，他是不能上桌的。这是在山东时就有的老规矩。只要爷爷在家，他就大气都不敢出。即使他二十来岁，都工作了，也还是这样。爷爷说什么就是什么。直到爷爷去世，他从没跟爷爷顶过嘴。用奶奶的话来说，不要说顶嘴，哪怕你爸只是稍微面露不满，你爷爷早就一个耳光扇过去了。当然这种情形是很少见的，因为平时多数时候父亲对爷爷都是毕恭毕敬、惟命是从的。他是真怕爷爷。可以这样讲，虽然旧社会变成了新社会，尽管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直到文革之前，这种家庭秩序，这种父子关系，还是基本保持了下来的。真正的改变，其实是肇始于七十年代中后期。

《家人父子》

赵园 著

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8月

在我的记忆里，那时候父亲打儿子是很常见的事。因为那时的孩子们已不再像以前的孩子们那么听话了。这似乎也是之前动荡十年里反权威的风气在家庭里的一种投射。而当孩子不愿再盲目服从父亲的权威时，暴力惩戒就会成为常见的“教育手段”。那时很多父亲都会经常提到“棍棒底下出孝子”、“不打不成材”之类的“古训”。

尽管我们不难在古典小说里看到富贵人家对不听话的子弟施予家法的例子（比如《红楼梦》里贾宝玉被贾政一顿棍棒把屁股打开了花），但实际上在三纲五常运转森严的传统社会里，这种情形是不多见的，因为规矩早已深植人心。而且与之相应的是，那时候学校里的老师也是几乎没有不打学生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而这种既普遍又习以为常的暴力倾向，现在看来，恰恰是当时社会经历动荡之后遗留下来的一种风气。无论是家庭关系，还是父子关系，说到底很难不受到社会风气的影响。

当时我经常见到一些父亲暴打儿子的场景，有吊起来打的，用棒子打的，用皮带抽的，更不用说拳打脚踢了，相比之下，打个耳光什么的反倒是不算什么事儿了。与之相对应的现象是，那时候青少年打架、打群架也变得极为常见，甚至不时发生大规模的群架乃至群体械斗都不是什么稀罕事。从家庭暴力到社会暴力，似乎都是习惯使然，尤其是对于经历过文革武斗的人们来说，简直就是小儿科，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更何况当时的青少年是看着战争片长大的，多少都有些英雄主义情结，能打能斗才算好汉，胆小怕事的才让人鄙视。直到八十年代初期，全国开展大规模严打行动，很多我们平时闻之敬畏的“狠角儿”都被抓了进去，这种好斗的气氛才逐渐淡化了。

《中国社会的个体化》

阎云翔 著

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1月

我小时候很淘气，经常打架，甚至还跟人学着做过匕首、火药枪之类的武器。当然我也经常因为犯各种错误经常惹是生非而回家挨打。通常打我的都是我妈，而不是我父亲。我妈打我主要是用条帚杆打屁股。只有在我犯了严重错误时，父亲才会出手，三拳两脚就把我修理得老老实实。我父母本来也不是那种打孩子有瘾的。虽然如此，但那些挨打的场景时隔三十多年后仍然印象深刻。

那时候父母都忙于工作，疏于管我，尤其是父亲，经常在单位里加班加点大干，根本没功夫理我。因此那时我跟父亲的关系其实是疏离的。除了过年过节，或者我生病，平时难得有机会跟父亲单独相处，更不用说玩了。当然你也可以把这种疏离理解为一种宽松。因为整个八十年代的气氛，无论是家庭还是社会，其实都是比较宽松、向上的。爱打架的青少年，会被视为小流氓、痞子，让人看不起，谁家出这样的孩子，都会羞于提及。谁家能培养出个大学生，那才是祖坟冒青烟，特别的风光。

整个九十年代，虽有下海经商潮渐兴，但在国企上班、拿铁饭碗仍是主流，社会气氛和节奏仍旧平和缓慢。耐人寻味的是，随着家庭条件的改善，八零后孩子受到的管制也越来越多。这种管制实际上意味着一种理由光鲜的剥夺——对他们的自由和时间。于是他们再也不能像七零后小时候那样放学后四处疯跑了。

因为也正是从那时开始，父母们对于自己的孩子所寄予的希望达到了空前的强度，因为社会变了，集体主义、平均主义的价值观已然不复存在了。尤其是2000年后，我们可以从不同层面发现，很多父母们基本上不再关注孩子们的感受和体验，他们越来越像个不专业但很专制的政府，他们以未来的名义让孩子们放弃现在放弃自我，并暗示一切都会在将来得到百倍回报。

《南下北上求学记》

[中]陈桂棣 / [中]春桃 著

版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3年10月

2000年后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化是很难形容和描述的。经过九十年代缓慢预热的市场经济车轮忽然飞转了起来，人的欲望与虚荣心也随之迅速地几何级膨胀。社会上最有面子最受尊敬的人只有两种，有权人，有钱人。而多数人则是疲于奔命的状态。当工作生活的沉重压力跟欲望与虚荣心搅和在一起，就自然生成了足以让人疯狂偏执的制幻毒药。在通常的家庭中，父亲的角色正如丈夫的角色一样已经影子化了——他总是在外面忙碌。而对于很多主妇们来说，飞转的社会夺去了她的丈夫，繁忙的工作和家务夺去了她的青春和梦想，她能抓住的，只有孩子和手机。

而这个孩子要面对的是被压力、欲望和虚荣心搞得近乎疯狂的母亲、影子般的父亲、魔咒般的手机和莫名的冷漠。这是过去时代所没有过的。当然，这个孩子会有电脑、网络、手机，还有游戏。当现有的教育体制和应试机制越来越像个怪兽肆无忌惮地吞噬着孩子们的日常时空时，当孩子的母亲也变成了这个怪兽的同盟，当父亲只是个若有若无的影子，现实对于孩子来说，还能更可怕更令人厌恶一些么？他一定会本能地逃向另一个世界，虚拟想象的，或是其它的。

《心怀生命》

何怀宏 著

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3月

传统意义上的家庭解体与碎片化社会注定是要同步发生的么？我们将来注定要生活在养老院里而我们的那个孩子却在巨大的城市丛林里独自漂泊么？社会施予家庭的那种无限度的压力是不是最终都会被家庭返还给社会？当我的儿子对我说“你根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的时候，他在想什么？最后，我们是否会变成这个高度碎片化的社会死海里彼此遥不可及的两个碎片？

本文为独家原创稿件，作者：赵松；编辑：一一。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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